“财通四海”：19世纪暹罗华人瓷币的“全球生命史”

在19世纪，泰国被称为暹罗，那个时代的暹罗通过引进西方文化，逐步从一个依赖奴隶制的落后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雏形。然而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，暹罗的货币发行系统却面临着巨大的制约，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一种在华人赌场中广泛使用的代币——“瓷币”应运而生。

暹罗当时有许多赌场，瓷币在赌场中的应用范围也随之扩大，最终成为那一时期非政府发行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。这种华人瓷币文化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
早在18世纪，暹罗就存在着浓厚的赌博风气，甚至有不少因赌博欠债而卖妻卖女为奴的悲惨事件。当时的赌馆大多是私人经营，环境简陋，且不被政府支持。然而，随着华人移民的到来，赌馆行业开始逐渐壮大，形成规模化。

在拉玛三世之前，暹罗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与清朝的贸易，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，每年都必须向中国进贡大量贡品。直到拉玛三世时代，国王决定改变这种局面，政府开始吸引华人移民到暹罗，并提供各种优惠政策。华人可以免除繁重的赋税和劳役，只需缴纳少量的人头税，并且可以承包一定区域的税收，这些政策吸引了大量华人进入暹罗，他们开始参与农业、建筑业、贸易等商业活动，推动了暹罗的经济繁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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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9世纪中期，曼谷的华人已占据了首都人口的三分之二，成为了社会经济的主力军。尤其是大量来自广东潮州的华人，他们不仅精明能干，还很勤劳，迅速积累了财富，许多家庭每年都会将大量的白银寄回中国。然而，暹罗本土并不产银，这导致了白银的短缺。为了促进华人消费，拉玛四世便推出了对华人赌场的包税政策。

从19世纪初开始，华人赌场在暹罗蓬勃发展，但当时暹罗的货币系统并不能满足赌场的需求。政府发行的货币只有子弹银和海贝，面额要么太大，要么太小，无法满足赌场的日常交易需求。这一问题在赌场兴盛后愈发突出，迫切需要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货币。

最初，赌场老板用玻璃或金属代替筹码，但随着需求增大，筹码供应逐渐无法满足，赌场急需统一的货币。为了适应这种需求，政府最终在1821年颁布了允许赌馆发行流通货币的政策，赌场发行的货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，瓷币便开始在各大赌馆流通。

这些瓷币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，从圆形、方形到花朵形状、动物形状，甚至还有植物形状。瓷币上的图案也是五花八门，包括象征生意兴旺的吉祥语，如“五福吉祥”“财通四海”等，类似中国的钱庄汇票。还有很多与吉祥动物有关的图案，如龙、凤、麒麟等，甚至有佛教中的宝瓶和经卷等图案。有些瓷币上还印有中国古代诗人李白、杜甫的诗句，体现了当时中泰文化的交融。

最初，瓷币仅仅是赌场的交易货币，但为什么赌场老板选择瓷币而非其他材料呢？金属虽然具有坚固的特性，但成本较高，且难以大批生产；玻璃制品不易制作精美的花纹和统一形状。相较之下，瓷土便宜且易于批量生产，且在形状和图案上可以灵活创新，完全符合赌场的需求。

这些瓷币大多采用白釉，表面雕刻花纹或发行符号，便于辨识。有些瓷币还装饰了青花图案，制作精美，瓷币上除了赌馆的印记外，许多还标明了发行地的名称。从考古研究来看，带有“协兴”“仁和”“双和”等印记的瓷币大多来自广东潮州的大型窑口。潮州的枫溪窑在19世纪后期正处于鼎盛时期，许多赌场老板会回到潮州定制瓷币并将其运往暹罗，形成了特定的瓷币制造习惯。

这些瓷币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华人进入暹罗历史的一部分。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劳工不同，进入暹罗的华人地位较高。自18世纪中叶以来，许多华人通婚与暹罗的王室和贵族，提升了社会地位。凭借经商才能和勤劳精神，华人很快在赌场等行业中建立了强大的商业网络。

在暹罗瓷币出现之前，其他东南亚地区也有类似的代货币，但它们的流通范围较小，且时间不长。唯独暹罗的华人瓷币流通了近一个世纪，且不仅仅在华人圈内，连当地人也广泛接受并使用。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：一是瓷币的面额介于子弹银和海贝之间，十分适合日常流通；二是赌馆老板与百姓建立了高度的信任，瓷币逐渐成为了日常交易的主要货币。

随着华人赌场的兴盛，瓷币的流通范围也迅速扩大，不仅仅局限于赌馆，还广泛流通到矿区和种植园，逐渐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主要流通货币。政府为支持华人老板的发展，允许他们组织武装维护赌场的治安，并奖励上缴大量税金的赌场老板，提升其社会地位。华人赌场甚至成为了类似清朝票号的金融机构，政府需要资金时，便能通过赌场快速筹集。

然而，在19世纪70年代，暹罗发生了一个赌场老板过度发行瓷币而无法兑现的事件，引起了拉玛五世的警惕。此事件促使他开始收回货币制造权，并逐步禁止赌场继续发行瓷币。同时，拉玛五世推动西方文化，也主张货币的发行应由国家掌控，不应由私人行使。

今天，许多暹罗华人瓷币被收藏在荷兰、德国的博物馆，部分也存放在中国的华侨博物馆。中国对南洋钱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，这些瓷币作为南洋钱币的代表之一，未来将发挥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。与“猪仔币”不同，这些瓷币没有承载华商的苦难，而更多体现了当时华商的奋斗与成就，它们不仅推动了暹罗社会的进步，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华人在海外逐步融入并成为社会主流的历程。